2月20日起，省统计局黄华、刘凯军、向锋三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武昌区水果湖街瑞安英伦酒店，负责组建隔离点。这个隔离点是水果湖街首家建立、目前唯一的出院患者定点隔离指定场所，由黄华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刘凯军同志负责安保工作，向锋同志负责保障工作。他们奋战在隔离点一线，为阻断传染源把好最后一关。请看发生在隔离点的故事—隔离点里的夜晚。

19时25分，隔离点负责人黄华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副指挥长打来的。副指挥长很忙，打电话过来都是麻烦事，何况这是副指挥长今天亲自打来的第四个电话了。黄华猜到是为了房间老人转院的事。电话那头，副指挥长传来已经重复了好几遍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做通房间老人的思想工作，今晚必须转走。这是指挥部的命令！”

老人70多岁，虽然收住隔离点前，核酸检测已经转阴，但是今天上午第二次CT检查显示肺部仍有阴影，没有明显好转，按照规定应当医院。医院不信任，不愿转院。黄华只能通知医疗组唯一的医生祝岑瑞，再去做思想工作。

19时30分，祝医生在老人房间里，沮丧地打来“还是不行”。挂断电话，黄华着急得来回踱步。他负责的隔离点是已治愈患者的隔离点，没有医疗设备和药物，只有一名年轻医生和两名护士，不具备治疗条件。如果再不转走，不仅老人病情可能会加重，还会威胁到其他隔离人员的安全。他理解指挥部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地下命令，只得再向老人电话解释国家医医院，并给祝医生发了一条指挥部刚转来的承诺：“医院已经没有阳性病人，而且专门为老人提供单间，不用有顾虑，还是要住院的。”

20时18分，祝医生仍然无法说服老人，相反老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血压升高。为防意外，黄华只能恳求指挥医院，让祝医生退出来。

20时40分，指挥部反馈，医院无法收治这种情况的病人。“实在不行，我亲自去做工作”，刚打定主意，他拿起防护服的手又放下了。因为隔离点里除了医疗组和清洁人员，不允许其他人进入污染区。他只好再次通知祝医生带上了一名护士前去劝说。

这回更复杂了！反对转院的，除了老人，还有老人在家的女儿，医院。黄华心里清楚医院根本不可能收治老人，但女儿的介入，让他意识到可能是个突破口。他要来老人女儿的手机号，拨通后却得到一顿臭骂。无奈之下，退而求其次，他说服指挥部同意老人先转至疑似病人隔离点，因为那里有齐全的医疗组和药物，至少能降低风险。可是，老人和老人的女儿的抵触情绪已经到达顶峰，拒绝一切方案，只能让祝医生第N次返回。

21时50分，不死心的黄华第三次拨通老人女儿的电话，在得到更好地照顾老人的保证后，这一次老人的女儿终于转变态度，答应做老人的思想工作。

21时55分，老人同意转到疑似病人隔离点。老人的女儿也打来了表达歉意的电话。

21时58分，老人顺利转运登车。

看着转运车辆的背影，黄华长吁了一口气，此时他的脊背已经汗湿，刚刚布置完老人腾出的房间消杀事项，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下一个任务又来了，这么晚一定是接收患者。

隔离点里，办公区域的灯都亮着，各组都在为病人忙活着。刘凯军正在带领安保人员搬运、分发物资，检查安保情况。不到一线，不知道物资的紧张，哪怕是一个口罩、一个喷壶都显得十分珍贵。物资的补充远远赶不上消耗，除进入污染区的工作人员外都已经停发N95口罩，体温枪到现在都还没着落，大家都在动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想办法筹措物资。向锋还在为刚收治的病人安排错过的晚餐，准备明天的菜单。入住和转出的人员变化太快，后勤保障压力很大。更令他发愁的是，隔离点需要加强营养，但所有的菜品都由隔离点自行保障，到市场采买的困难超乎想象。他总是最早起床，一直到凌晨隔离点平静下来才能休息。

这一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也是隔离点普通的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