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航工业集团公司委派，在集团和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联合资助下，我于年2月至年2月留学英国克莱菲尔德大学，取得飞行器设计硕士学位后回国的。虽然留学期间和回国后都对留学经历做了一些总结，但那些更多的是从技术的角度或者行业的角度来开展的，还有些抽象的感受当时并不清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回头再看，当时留学时候的种种感悟经过沉淀，主线和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清晰，技术或行业上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主线的旁证。这次留学基金委发起的征文活动，正好给了我机会，逼自己总结一下，避免拖延。

现在朋友圈很火，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朋友圈里转发的大量评论和见解，而其中关于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现象，积极的不多，而且似乎越是贬损中国的，传播得越快。如果从那些评论和分析的作者角度还有那些转发者的角度出发，恐怕我这点小感受的题目也应该落脚成“差距”而不是“差异”了。但我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个中国人，同时又学着西方的数理化体系成为了一名飞机设计师，所以我力图客观地看待中西差异，我想我也具备这样的背景和条件。

中英之间的差异我总结起来就三条：第一，精神文化层面，中国和英国确实不同，但并无优劣之分；第二，物质建设方面英国的硬件平均水平比中国高，但能力差距中国并不大；第三，中国现在相较于英国，所有的问题都是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或可利用量太少造成的。

精神文化层面中英两国不同的在于英国文化的根是宗教——基督教，而中国文化的根是哲学——儒学。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儒家也有宗教属性，可称为广义宗教，儒教。但我认为基督教和儒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都可以被信仰，但宗教是对抽象的神、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是对未知的信仰（敬畏）；哲学则是对人、对已知经验的信仰（继承）。延伸开来这又导致了中英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另一个不同，英国人有时候更多地相信人性本恶，中国人有时候更多地相信人性本善。宗教里只有神是对的，人是有罪的需要神来救赎。这从基督教圣经的开篇亚当夏娃受蛇的蛊惑偷吃禁果就可以看出，基督教一开始对“人”的定位就是“恶”的，而这也就催生了制度社会来约束人。而对哲学的信奉实际是对人的信奉，相信人、肯定人，所有仁、义、礼、智、信的信条都是从成功的受人尊敬的人的具体行为抽象而来，出于对自身的尊重，我们有时候更多地相信人性本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更相信教化的作用。所以近代以前几千年，道德在约束中国人行为习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些时候法律或契约在这一方面作用反而有所缺失。

至于这两种情况的利弊，讲制度不讲人情更有利于社会公平。每个人的分工明确、责任明晰，但缺点就是每个人责任之外的事情，哪怕只是举手之劳，也不会承担，必须以相应的权利或利益驱动。中国的人情社会恰好相反，人情往往就是走关系、走后门的工具，破坏了社会公平。但另一方面，利用好了“人情”也可以作为提升团队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工具。我自己所在的中航工业，提倡的就是航空报国，推崇的就是奉献、拼搏，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由制度去要求人的，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让罗阳那样的精英为工作献出自己的生命，靠的还是文化、信仰，对国家、对集体的情感。对许多英国人而言，任何工作都只是工作，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物质建设方面，由于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两百年，且国土面积不大，因此现在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充分的建设。我曾旅行到苏格兰高地很偏远的乡村，道路依然干净整洁，哪怕几公里只有一户人家，也仍然配备有路灯、有邮箱，可以明显感受到公共设施和力量的存在。而在中国，当下的城乡差距还是比较大，这是我们需要努力改善的。另外就是铁路，英国的铁路也很发达。核心城市与周围的卫星城之间都有铁路交通，班次也很多，像公交车一样，相当方便。还有就是全英国只有一条43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是收费的（M6），不像中国基本都收费。当然，城乡差距、铁路交通、收费公路等方面我们和英国的差距更多是反映了经济水平，因为我们改革开放正式步入快车道发展才三十多年时间，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相当不易，我们不仅不需要悲观，还应该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骄傲。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中国的核心区，在那些一、二线城市的中心，除了地铁建设起步较晚，其它公共设施的完善性、交通便利性和商业发达性，丝毫不逊于伦敦。其他的方面诸如摩天大楼的高度、数量，城市汽车的保有量等，中国的大城市也绝不逊于英国。这说明我们国家并不是没有建设国家的能力，只是现在积累还不够，时间还太短，我们的能力已经不在英国之下。这点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就飞机设计来说，我们国家的总体设计与集成创新的水平已不在英国人之下，只是在少数材料、工艺等基础工业领域还略有不足，但也在努力地迎头赶上中，我们中航工业研制的跨代新机、大运，以及一大批先进的无人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而说与英国相比时，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有相当认同的国民素质问题。比如开车时乱停乱放。英国人确实很少乱停乱放，但是不是因为他们就真的素质高呢？我不认为。或许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些，但中国在人均受教育水平上落下风，也正是人口多教育资源有限造成的。这个暂且不说，据我的观察和切身体会，英国人乱停乱放现象少、规则意识更强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健全且执行得力。换句话说就是违法成本高。我曾在牛津因为不熟悉路况在不能走公交道的路段借道走了一下公交道而被罚了70英镑（按当时汇率约人民币）。高昂的违法成本和完善的执行体系让人们不得不规规矩矩。而在制度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照样违规。比如在英国著名的M1高速公路上，有很多摄像头拍超速，限速70迈（约公里/小时），我由于新来乍到不敢造次，只能压着70迈来开，而一辆又一辆英国人开的车快速的超过了我。显然，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按照限速来开车。所以守规矩无关乎素质。反过来，在国内，高速公路变停车场是经常见到的报道，更别说城市里，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下，时间也是一种高昂的成本，加上国内目前制度执行力度还欠缺，所以经常有人不守规矩乱开车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中国式过马路。即便在伦敦街头，除了牛津街等少数购物人群聚集的街道，在红绿灯口等过街的人是很少的，而中国随便一个城市的随便一个路口，上下班时间等待过街的人可以轻松把路口堵到交通堵塞。还有很多社会热点问题，就医难、上学难，很明显都是因为公共资源不足造成的。老说我们地大物博，那是对总量，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恰恰是僧多粥少。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善。像我这样的八零后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力，虽然出身平凡，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都在城市里有了一席之地，能够安身立命。而且这种中间力量在逐渐增长，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在中国比较突出的环境问题，五十年前的英国一样发生过，泰晤士河那时也是臭水沟，但当代中国显然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就可以控制、预防，把西方老路上的失误降低到最低程度。我们在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积极参与，主动提出减排计划，到年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年下降60%-65%，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虽然减少碳排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愿意为了国家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留学英国这一年，我开阔了视野，涨了知识，也管中窥豹般的看到了东西方的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让我失落或者沮丧，反而让我看到了希望。因为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趋势已经证明了道路的正确性，而维持这条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变，并且在持续进化，因此我们没有怀疑自己的理由。我觉得文化在推动国家历史进程中有着一种强大力量，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虽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还在反复拉锯，但我相信未来等我们同胞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精神需求上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我总爱跟人说：“每次出国都让我更爱我的国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体会到我们历史传承中的光荣与伟大。给我们50年，我们也能让黄河清、长江绿，万平方公里处处是风景。

撰稿：张揭

本期编辑：杨柳

（年第87期总第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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